一天夜里，王庆昌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家老宅门前的大槐树上落着两只大鹰，好大的个儿呀，足有一人多高，那鹰腿就和人腿差不多粗。王庆昌悄悄爬上房顶，趁其不备猛一窜，一只手抓住了一只鹰的腿，他双手举着两只雄鹰，一阵狂笑从睡梦中醒来。第二天，他向母亲述说这个奇怪的梦。母亲说：“孩子，这可是个好梦呀！这叫一举双雕，你一下可成就两件大事。”事实比王庆昌的梦做得还好，他不是成就了两件大事，而是三件。

真是应了那句俗话“有福之人不用忙”，好事这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没过几日，多年做安全网生意的燕家伙找到王庆昌说：“我现在的生意销路不大好，你走南闯北认识的人多，咱们合作怎么样，你找关系户推销，我给你提成。”这时，王庆昌正在琢磨找点事干，找些养家糊口的进项，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又不用投什么本钱，就试试吧。他首先想到了在石家庄国防工办当材料科长的一个老朋友陈道光。他搞工程多年，可能会有办法。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该你成时，一顺百顺，不该你成时，你就是跑断腿磨破嘴也不成。这天，王庆昌带了一个样品去找陈道光，老朋友多日不见自然是热情相待。寒喧之后王庆昌将来意与陈道光一说，陈道光一拍大腿高兴地说：“啊呀老弟，你真是及时雨呀，我这儿五六个工程处施工，安全网供不应求正在犯愁呢！”王庆昌随问：“你能要多少？”“一个批量至少500片。”陈道光说。王庆昌将这个喜讯告诉了燕家伙，燕家伙惊奇地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安全网生意，也没遇上过一个这样的大户。买卖很快成交，签了购销合同，货到付款由银行托收，又省事又无风险。之后由陈道光介绍又发展了七八个客户，这桩生意可让王庆昌发了一笔大财，从1980年到1983年间，总共赚了十大几万。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在大多数人都还把万元作为奋斗目标时，王庆昌兜里就有了两位数的巨款，那种心情可想而知。王庆昌一下买了两辆“幸福250”，当那些个体户们还背着大包小包练摊儿时，王庆昌骑着大摩托跑业务，要多神气儿有多神儿。

有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话不无道理。王庆昌近两年的流浪生活，从郑州到云南，通过卖画为生，的确开阔了不少眼界，增长了不少市场观念、经济意识。第一桩生意的成功又使他增强了生意胆略，看到了市场经济背后隐藏着那种种十分微妙的规律。如异货差价、异地商品差价，季节商品差价，异货、异地商品交换等等方面的窍门儿。他的脑细胞天天变换着两种信号，一是商品，二是利润。变换着的脑细胞不经意间就触及到了曾经有过的一个回忆：他在云南住小竹楼时，接触过一个卖竹凉席的四川“小货郎”，得知四川大足县盛产竹皮凉席，价格很便宜。一领上等的竹皮凉席只买3块钱，买10个可降到两块，买再多还可便宜到一块多。王庆昌了解了一下当地市场，根本就没有这种凉席出售。他就琢磨，假如从四川倒一批竹皮凉席，一定赚钱。说干就干，看准的事就不能观望等待，这是王庆昌的性格。他立即前往四川大足县，“头青、二青、三黄”几个品种一下子进了8000领，装了大半车皮。货到北方一下成了抢手货，平均价一块五进的货，6至8块往外批发，几趟倒腾下来又赚了十大几万。不仅如此，他还成了大足县老百姓的财神爷、香饽饽。大足县是四川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满山都是宝，“抱着金娃娃要饭”。每当王庆昌雇着大卡车、背着一袋子钱到山里进货时，当地群众就像迎财神一样夹道欢迎、热情款待。

王庆昌总能见好就收，凉席生意做了几年，北至京城，南至河南的竹席市场也快饱和了，王庆昌即赶紧收了这个生意，想别的赚钱门道了。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前后，当北方人还使用那种“黑砖头”式的录音机时、南方已开始走俏双卡录音机和电视机、电子手机等，不少人从广州倒卖这些走私货利润颇丰。王庆昌也想尝试尝试。他带了一笔货款南下广州。他本不是那种奸商，更不会做那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在街上转悠了几天也没碰到卖走私录音机的。他傻，他那知人家走私还能在眼皮底下干？王庆昌确实有经商的天赋，也很精明，搞不到走私录音机，却让他发现了“新大陆”：广州街上卖了一种女孩子穿的长筒丝袜，这种货当时在北方只是听说过，市场上根本没有货出售，而且还可以用全国粮票换，一斤全国粮票就可换一双。这一发现一下打消了王庆昌没买到录音机的苦恼。他立马返回晋州，找了一个同学帮助搞粮票，5天时间弄到11000斤全国粮票。但当他二次到广州时，全国粮票贬值，袜子涨到一斤半全国粮票。他换了8000双长筒丝袜，塞了满满6个大提包，直接上了北京。当时做小买卖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王庆昌找了一个小旅店住下，趁早晚天擦黑的当口，每次带三百双二百双跑到天安门广场。然后和特务一样，在人群里“要袜子吗？要袜子吗？”秘密出售。这是京城的女孩子们正赶的时髦货，一听说卖长筒丝袜，一般都不还价。起初王庆昌一双要20元，再后来40元一双也没人说贵，带二三百双袜子不到一个钟头就卖光。再到后来，王庆昌干脆提着提包到天安门广场卖。最火的时候，王庆昌蹲在地上，将提包放在两腿中间，一手往外抽袜子，一手接钱，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一提包袜子一鼓作气就完。那时，人民币最大的面额是10元。去时6提包袜子，回来时塞了满满两提包钱，轻轻松松赚了十几万。那赚钱的爽快劲儿，王庆昌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眉飞色舞。王庆昌粮票换袜子发了大财，有些人也想干。但当带着粮票再到广州时，全国粮票已分文不值了。

看看如今铺天盖地的广告，就联想到了王庆昌。王庆昌的广告意识不仅具有很大的前瞻性，而且也是创造性的。

1985年初，王庆昌借鉴南方茶叶市场，也在晋州开了一家茶庄。但这次他估计错了南北的差异。大多数北方人不仅不爱喝茶，而且也不懂茶文化。茶庄开张后，两个月只卖了6块钱。茶叶既有保质期，又有季节性。看着仓房里堆着的几千斤茶叶，王庆昌没有犯愁，而是急中生智想到了宣传广告。他感到茶叶没人买是当地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不了解喝茶的益处，不会喝茶。他精心编了一个茶叶的广告词，喝茶的益处、茶叶的种类、喝茶的方法等印在包装纸上。然后将一吨茶叶包成万余包半两的小包。阴历九月初九是当地有名的“奶奶庙”北至保定，南至衡水，东至沧州、西至石家庄的一些人这天都要到这儿赶庙会。王庆昌雇了几个服务员，用三轮车将茶叶拉到庙会上，像天女散花和撒喜糖一样，往人群中撒，哪人多就往那撒，一万多包茶叶一天撒了个净光。

效果是出乎意料的。九月九的第二天，营业额30多元，第三天上升到100多元，到腊月十六以后，买茶叶的络绎不绝，出现了抢购，最高营业额达到了3000多元。王庆昌的茶叶广告效应，不仅使他的茶叶生意扭亏增盈，而且培养了晋州一带成千上万的茶客，这些茶客又返过来促进了当地茶叶市场的发展。到后来。王庆昌的茶庄也有一家发展到了三家，且至今生意稳定，买卖兴隆。

晋州、辛集一带有生产烟花爆竹的传统，辛集王口烟花享誉海内外。王庆昌十分清楚生产和经营烟花爆竹的利用率很高，可达100—200%。只要保证不出事，一本万利。1983年初，他与县里一个烟花厂合作，销量达20万支，纯利5万多。开始尝到了这种买卖的甜头。

这时的王庆昌已是当地有名的“大款”，有钱的没钱的都想来攀他这个高技。辛集一个做烟花生意的小老板提出与他合伙建炮厂，自己家两个亲戚也死缠硬磨要跟他合伙办厂。“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干吧，老做小生意一来太耗得慌，二来也不过瘾。办炮厂手续很严格，批地，办许可证，建厂房，招人，紧锣密鼓，不到两个月时间，一座年生产能力达100万支的炮厂就矗立在了晋州市的郊外。

不知是王庆昌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是商场经验还不老道，这回王庆昌犯了个大错误，失算了，以至于一败涂地，走了“麦城”。

王庆昌与四人合伙建厂，他自己投了25万元现金，贷款40万元使工厂顺利投产。其余四人分文没掏，都吃干股。这就为日后王庆昌倒霉打下了伏笔。这还不算，炮厂建成后，当地不少人都看准了这个行当，一哄而起，不到一年时间，一个小小晋州就出现了70多家炮厂，销售很快出现困难。这也不打紧，花炮这种生意利太大，就是销一半扔一半也能赚钱。但事情并非王庆昌想象的那样简单。“人心隔肚皮”，人情薄，世风恶，人那都像他王庆昌这样实心。几个合伙人负责推销，一车一车的炮被拉了出去，但不见一个子儿回来。人家说收不回钱来，他也就认可。其实真没收回来还是假没收回来，只有天知道，反正是你王庆昌一人投的资，赔是你的，赚我们都有份。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王庆昌的60多万元投资就打了水漂儿……

 

 

王庆昌几年辉煌毁于一旦，不仅数十万元老本赔了个净光，而且尚欠银行几十万元贷款无法偿还。就是到了这种地步，王庆昌还蒙在鼓里、犯着傻，他对四个合伙人说，银行来要账你们就往我身推，实在不行，把厂房、汽车抵上。这个烂摊子最后还是经法院进行了了解。判决书下来后，王庆昌本想让几个合伙人帮他把自己的投资款凑上。谁会想到，这几个人早就溜之大吉，就连老婆孩子也躲藏了起来。王庆昌在市场经济的考场上交了一笔巨额学费。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让在炮厂当工人的、晋州大王村18岁女青年张丛钗（现王庆昌的夫人）明眼看穿。张丛钗几次提醒王庆昌，你要提防这几个人，别让他们在后边捣鼓你的钱。但此时王庆昌已如同疆场上奔驰的烈马，再大的吆喝声他也听不见，就是听见了，那猛烈的惯性力也不会马上止步。

王庆昌贱卖了所有库存，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抵上，仍差银行十多万元还不上，银行就和催命鬼一样三天两头上门要账。不幸中万幸的是，茶庄是以彭炳欣的名义起的执照，王庆昌与彭炳欣又不是合法夫妻，银行无法拿去抵账，给一家人留了一个吃饭的进项。

王庆昌第一次失眠了，从1976年到1985年这十来年间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就像过电影一样闪烁在他眼前。从一个一文不鸣的流浪汉变成一个“百万富翁”，这一过程就像是一场梦，跟人打了几场架，稀里糊涂、跟头咕噜、轰轰烈烈、惨惨兮兮，从穷光蛋又变成穷光蛋。也许他压根就不该到生意场上，就该老老实实地画他的画；也许是上苍故意安排他王庆昌来经受这番磨练。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这十来年自己是有些放荡不羁，有些不务正业。

王庆昌准备“浪子回头”“洗心革面”“书归正传”，安心他从小就酷爱的美术事业。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当是白流了几身汗，白流了几眼泪。

但王庆昌就是王庆昌，他不同于其他画家。他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上有高堂父母，下有三个儿女，他要吃饭，他还要养家。就是画画也不能和其他画家一样，想画什么画什么，他得根据市场需求选择绘画题材，他得以画养家，以画养画呀！这在文化市场还很不健全，文化需求水平还很低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谈何容易。他必须付出比其他画家多几倍、十几倍的努力。但王庆昌只要继续从事美术事业就不能有其他选择，以画养画，以画养家成了他通往艺术殿堂的一条死路。但他决心从这条死路上走出去，走出光明，走出辉煌……

他又准备出走了，但这次出走他是主动的、有充分准备的。自从1975年他与彭炳欣离婚后，他一直没有另娶，彭炳欣也一直没有离开王家，他们按照“约法三章”，虽不是夫妻，但一直在一个锅里吃饭。现在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他感到已具备离开家的条件了，他要兑现“约法三章”中的第三条。离家前，王庆昌首先考虑到的是彭炳欣，老人和女儿还需要他照看，1982年他患乳腺癌做了手术，身体不大好，一定要安排好他的生活。茶庄的生意一直不错，他将三个茶庄分别交给了两个儿子和彭炳欣，作为她们生活的保障。房子也一分为三，一人一处。有住的、有花的，走到哪儿他也就放心了。

此时，张丛钗已与王庆昌相爱，王庆昌走到哪，张丛钗承诺陪他到那。王庆昌又要开始艰苦卓绝的新生活。

早在王庆昌做安全网生意时，一个客户欠了他一大笔钱，便将北京阜城门内白草寺的一处房产抵给了他。1985年夏天，王庆昌收拾了几件单衣，背上画具和张丛钗一起，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北京不比晋州，生活消费水平很高，一天没钱也玩不转。王庆昌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他托朋友帮忙在一家纸箱厂为张丛钗找到一份工作，收入虽不算高，但总比吃闲饭要好。王庆昌彻底从经商做买卖的圈子里跳了出来，他下决心不再做生意，安心钻研国画艺术，但眼下最要紧是吃饭。头一个月他在家看书、到北京市看画展。张丛钗领了工资后先给他买了些高丽纸。他并不了解北京的字画市场，开始试着画了些山水画，到附近一个叫“官园”地方的集市上卖，结果还不错，一张画竟能卖200元。这下王庆昌心里有底了。

北京画院有个赵志田的画家是王庆昌的同乡。他与赵志田取得了联系，并表明自己想到画院深造的愿望。在赵志田的帮助下，王庆昌经过画院的考察和考试，终于在1987被画院接受他进行三年的进修。王庆昌这种条件要上学是非常艰难的。他白天上学晚上画画，星期天到市场卖画，以解决进修费用和生活费用。

北京画院三年进修是王庆昌美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牌。特别是他从师已故著名画家李可染的学生李春海，不仅使他的艺术水平得到了升华、飞跃，而且对他的艺德修养以及对人生世界观、价值观的校正起到了导向和转折作用。

李春海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三十多年笔耕不辍，在国内美术大展中多次获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山水画家。李春海追求纯厚自然、朴实无华的美学境界。忠实于内心真实的感受，从不扭捏作态、虚张声势，不为形式所累，不为技巧迷惑，用笔墨写心、写人。他的画风一是“写”，二是生活。李春海的爱人王志敏是首都博物馆的文物鉴定专家，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艺术家。而且，他们都信守做学问、做画先做人，人品与艺品相统一的为人处事之道，可谓德艺双馨。这些都对王庆昌以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一次与老师见面，王庆昌挑了几幅画作让老师指教。李春海从中发现王庆昌已经具备了很扎实的美术功底和绘画技巧。但要成为一名艺术家，他这位从事多年美术教育的山水画教授，透过画作的外在表现形式，一眼就发现了其内在缺少的那种深层次文化和艺术内涵。从此，他除和其他学生一样安排王庆昌的课程外，要求王庆昌利用业余时间补课，补文学基础和美术理论课。《中国美术史》、《世界美术史》、《美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古代文学》、《诗经》、《论语》、《诸子百家》等等，他给王庆昌收拾了一纸箱各类书籍，并要求王庆昌在一个月内读完这些书，一个月后再找老师换新的读物。读完之后还要定期向老师汇报学习情况和体会。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李春海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三年时间里，王庆昌除正常上课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书海中徜徉，从不敢懈怠，读完了老师要求读的所有文学、美术理论书目。但他不可能将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因为他还要画画、卖画，还要吃饭和交学费。

李春海夫妇虽然都是大艺术家，但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谦逊和善。当老师了解了王庆昌不平凡的经历之后，更是对这位品质优良、心胸宽厚、干事执著且经历坎坷的学生爱惜有加。李春海经常把王庆昌叫到办公室，给他讲做人的道理，他曾引用一段佛教故事，给李春海讲“回头是岸”的道理。他对王庆昌说：“回头，就是彻悟，岸，就是彼岸，佛教认为只需觉悟，即能登上彼岸，获得超度。”你过去虽然做过一些放荡不羁的事情，但你也是“经过雪山草地的人”，只要能“回头是岸”，过去的经历就会是你未来前进的资本，你在生活道路上所经历的常人无法感爱到的挫折，就一定会转化为艺术上超凡脱俗的风格和美学价值。

李春海夫妇都喜欢收藏，师父和师母还经常把他叫到家中，通过那些古陶器、瓷器，木雕、石刻等古董和古董上的图案给他讲中国艺术的发展史，讲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轨迹，讲艺术的深层次内涵，讲艺术的审美价值等等。王庆昌过去没有受到过专门的、系统的美术教育，老师所讲的东西他都感到新鲜有吸引力。他像久旱逢甘露，像经过漫漫沙漠长途跋涉的马夫，进行如饥似渴的学习。

王庆昌做画时题款比较随意，老师多次提醒和批评他的书法不行，他还是没有进步。一天老师很生气地对他说：“讲几次你都没改，是不是让我跪下来求你改呀！”老师的这句话就如同在王庆昌脸上重重地扇了几个耳光。从此，他又按照老师的要求练习书法，先临摹颜真卿的《多宝塔》，后练魏碑，又练于右任的草书。按年龄李春海夫妇比王庆昌只年长七八岁，但他们像教导一个小学生一样，耐心细致、诲人不倦地对王庆昌进行艺术和思想上的指导和教育。而王庆昌也像是刚入学的小学生一样，像尊敬父母一样，毕恭毕敬、学而不厌地进行学习。

通过北京画院三年进修，王庆昌像饥饿的大汉吃了顿饱饭，从过去浅薄的画技中感到了艺术的博大精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艺术充实。不仅如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从云南回来的那段时间和办炮厂被人骗后的那段时间，王庆昌几乎看不到生活中还有光明，还有好人，玩世不恭的心态促使他干了不少傻事和蠢事。在李春海夫妇身上，他仿佛又看到了生活的灿烂，世界的光明。这光明，这灿烂将指引他走向艺术的彼岸……

 

 

虎与龙凤麟一样，是中国古人的图腾，是人类十分喜爱的动物之一。“龙生云，虎生威”其雄健气势、八面威风，深受国人敬慕。虎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形容战将勇猛称之虎将，三国时就有五虎上将；将门子女便称虎子、虎女；过去小孩子们都流行戴虎帽，穿虎头鞋，睡虎形枕。中国画坛，有众多专门写虎画虎的艺术家。

王庆昌1946年生，不属虎，王庆昌主攻的是山水，也不是专门画虎的画家。但王庆昌的确是与虎有缘分的。他从小喜欢虎，而且是威风凛凛的东北虎，崇尚虎威和虎风；他的性格也像虎，虎虎有生气，做事勇猛、豪爽和大气；在云南住小竹楼时有人向他要过虎画。但真正他与虎的缘分是在北京进修时显现的。

在北京画院上学期间，他一边上学一边画画维持生机。一天他在市场卖画时，一位画商问他会不会画老虎。王庆昌生来胆子大，他痛快地回答会。其实那是生活所迫的结果，只要有人要画给钱，会画别的还不会画虎呀，大不了画得人家不满意不要就是了。回到家中他找出张善子、胡爽安等画的虎，认认真真学人家的画。画完后拿给这位画商看，没想到这位画商按他出的500元价格，二话没说就要了。以后这个画商经常要王庆昌的“虎”，尺码和价码也不等，最大的“虎”一幅最多达到了2000元。王庆昌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他从不想搪塞、应付，糊弄人家的钱。在给这位画商画虎的过程中，他从一开始临名家的“虎”，到后来慢慢琢磨形成自己的风格，使画虎的技法也逐渐提高。这时，一位名叫香取诚的日本商人，对王庆昌的“虎”很感兴趣。这是日本一家大公司在中国分公司的总经理，是中国通，对中国的字画很有研究，收藏中国字画多年，每次回国都要带一批字画回去。但他要求用一种特珠的手法来画虎，既要用工笔画那种十分细腻的写实手法来表现虎的真实感和绒毛的质感，又要用中国传统国画的写意手法表现笔墨的韵味。工笔画使用的是熟宣纸，水墨山水使用的生宣纸，要完成香取诚要求的作品，就必须使用生宣纸。这样在生宣纸上画工笔，无疑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面对这样的要求，尽管王庆昌从没有尝试过，但他没有胆怯，欣然应允。按协议这样画法的虎，一幅10万日元（合人民币7000元）。但实际交货时，香取诚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像“鸡蛋里挑骨头”一样找毛病。有时画作上有一点小小的墨点，一修就可以，但他从不让你返工，总是通过砍价来实现他的要求。

市场不同层次的需求，画商严格细致的要求，不仅没有挫伤王庆昌的积极性，反而增加了他潜心研究虎，画好虎，画王庆昌的虎的决心和力量。

为了钻研画虎，他决定购买一套照相设备，到动物园观察老虎。但当时他经济很拮据，一套好一点的照相机需六七千元。这在1988年仍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去哪儿搞这笔钱呢？他想到了彭炳欣的茶庄。他去求彭炳欣借6000元钱，开始彭炳欣一听这么大的数额就有些犹豫，但后来发现王庆昌这样的硬汉竟然为此事为难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二话没说跑到银行给他支了钱。

王庆昌买了一架“理光”照相机，配了28—180的长镜头，利用画院写生的机会，泡在了动物园，拍老虎的各种姿态。为了能离老虎近一点观察、拍照，在北京动物园，他给管理员买“万宝路”香烟，允许他从假山后边爬进去，然后，装上高度闪光灯，拍下一幅幅老虎的近镜头。在石家庄动物园，他想方设法通过朋友结识了一位老虎饲养员，允许他在喂老虎时近距离观察。但50多个胶卷拍完了，回到家里一张张琢磨，老虎的各种姿态没有几张可以入画，尤其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毛发卷曲成球状，缺少光泽，美感不足。要想捕捉老虎的自然形态，就必须去观察野生放养的老虎，而且必须是纯正的东北虎。因为野生放养的老虎毛发顺溜，色艳丽而美丽；东北虎个儿大威武，虎气足。

王庆昌上了东北，找到了哈尔滨南岗东北虎放养基地。在这里，游人可购买动物亲自喂老虎。开始王庆昌买鸡喂老虎，观察老虎捕食的姿态。但一只鸡扔进去，没等拍照老虎就一口把鸡吞了，连扔几只都拍不成。后来，他借了一架摄像机，一下将10只鸡和几只兔子扔进去，便拍下了老虎追捕动物的情景。为了拍一个老虎下山的姿态，他就等老虎在高处时，把动物扔到低处，引诱老虎下山捕食，一次不成功，就两次，直至五六次才拍下一个这样的镜头。100块钱一张门票，20多块钱一只鸡或兔子，王庆昌虽囊中羞涩，但往里边扔鸡和兔子时，他从没皱过眉头。

通过长时间对虎的观察，反复琢磨，他熟练掌握了虎性、虎情、虎形以及老虎起卧、奔跑、捕食、争斗等各种姿态。他避开传统虎画中上山虎、下山虎、虎啸等泥古不变的老形式，力求捕捉现实生活中带有虎气、虎威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虎的形态，“以虎威画虎，还猛虎以威武”，集虎的猛、神、奇、真于一体。他笔下的《五福临门》（五虎图）、《双雄图》、《天趣》不仅改变了传统虎画的形态，而且富于虎一种人性化韵味，将虎的威严藏起来，让人在感爱虎情和虎性之中体味虎威。他笔下的卧虎，微迷双眼，处于半瞌睡状态，将生生虎威深藏于体内，让人通过老虎健壮的体魄，流畅的曲线，艳丽的毛发，去感受虎的威风。他在表现手法上，打破了传统的要么写意、要么写实的表现方式，采取工笔、半工笔加水墨写意的笔法，通过工笔手法表现虎头、虎眼、虎眉、虎尾、虎爪、虎须等虎的细微体貌，能让读者“摸”到虎毛的质感，仿佛伸手能抓到一把老虎绒毛。通过生宣纸的渗透效果和水墨写意手法，表现虎的粗犷、豪气和速度，让读者感受到老虎在草原、密林中那风驰电挚般的身影。

“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庆昌成功了。1990年他在北京画院进修毕业时，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其中一幅1米乘30米的《百虎图》轰动了京城。画展期间有人出价25万元人民币，出席剪彩仪式并参观展出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说，30万美元也不能卖。一位日本画商几次到家里要卖这幅画，那时正是他经济困难时期，张丛钗也有点动心，但王庆昌坚持没有出手。令人十分惋惜的是，这幅价值不斐的《百虎图》王庆昌多少人要都不卖，但1992年彭炳欣病故后，他为了替彭炳欣清理茶庄的债务，抵给了一家茶叶公司。这还不算，这家公司又将此画廉价出手，流落社会……

什么事都有得有失，王庆昌万分痛心地丢掉了《百虎图》，却不经意中拣回了一个“东方虎王”的美誉。一年春节，本村几个村民从广州买回一本漂亮的挂历，封面上硕大的烫金大字写着“东方虎王，贺岁巨制”，里边便是王庆昌的《百虎图》。由此，王庆昌“东王虎王”的美誉便逐渐传遍祖国神州大地，并漂洋过海。

王庆昌的“虎”价也由此节节攀升，并成为商场、官场的馈赠礼品。保定一位大老板非常喜欢王庆昌的“虎”，出价3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幅4尺“虎”，挂到墙上不久就被朋友要去。后来他又出价5万5千元买了一幅8尺“虎”，挂在自己的一家商店，又被一位官员看准要了去。再后来，他又出价12万元买了两幅丈二“虎”。如今，王庆昌的“虎”最高价卖到了20万元人民币。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金钱固然很重要，但王庆昌并没有只盯着钱，他说：“我要做得学问还是山水，画虎是市场原因，我得以虎养山水，以虎养家。”

王庆昌画虎的名气的确很大，在晋州地区，你找王庆昌知道的不多，你说“王老虎”无人不晓。